本文系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吕一民教授于2025年5月22日在清华大学的讲座内容，原题为《与时俱进：从19世纪法国史看雨果何以在法国享有“至高荣誉”》。

维克多·雨果

法国知识分子史上的两场“世纪葬礼”

在法国现代化历程中，知识分子一直起着显著作用并占有颇高社会地位。这点上，先贤祠大可充当例证。这个位于左岸拉丁区、正面大门上方三角楣上刻着“伟人，祖国感谢您”几个大字的庄严场所，是举世闻名的“法国名人集体公寓”，但它也可视为一座法国知识分子的圣殿，左拉等不少彪炳史册的知识分子就最终安息于此。2024年，二战期间参与抵抗运动并献出生命的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入葬先贤祠，可谓再次印证了法国社会对本国伟大知识分子的尊崇传统。

鉴于知识分子无论过去还是现实中扮演角色之重要，20世纪晚期，法国史坛出于回应社会上就“知识分子何为”展开讨论的需要，也为因应政治史重新焕发生机和社会文化史日趋升温的史学变革，赫然冒出了“知识分子史”。这一新史学分支在呈现勃兴局面的同时，吸引了众多优秀史家投身于此。其中，两位巴黎政治学院教授的表现最为活跃，一是率先正式打出“知识分子史”旗号，此后长期担任法国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与《历史评论》主编的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二是推出《知识分子的世纪》《自由的声音》等佳作的米歇尔·维诺克。

21世纪初，本人访学巴黎时总会到安息着萨特与阿隆的蒙帕纳斯公墓看看。如果说对阿隆的兴趣与正翻译《知识分子的鸦片》有关，对萨特的兴趣则缘于我是1978级大学生，曾对当年校园流行过的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倍感兴趣。也正因如此，早就看到过萨特落葬时公墓里人山人海场面的图片，并为之深受触动。随着日后对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了解增多，有时自然会冒出类似想法，即萨特的葬礼可视作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葬礼”。不久，因主持翻译《自由的声音》，本人很自然地被最后一章中描述雨果葬礼的文字吸引，从而认为，尽管“知识分子”一词在法国要到德雷福斯事件才出现，雨果等很多人尚只能如《自由的声音》法文版副标题所称作的“19世纪的介入作家”，但其实他们就可看作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而若要确定19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葬礼”，当然还是得首推雨果的葬礼。

两场“世纪葬礼”，势必互有异同。时间关系，只能略说一二。就共同点来说，除两场葬礼都场面壮观、令人震撼外，至关重要之处在于，无论萨特还是雨果，均以生前“介入”方面的卓绝表现广受同时代法国人的敬重与爱戴。至于不同之处注定会更多。而最为显眼的差别也许在于，萨特因拒领诺贝尔文学奖时就宣称无意接受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他的葬礼更多地具有民间性乃至自发性。反观雨果的葬礼，官方色彩浓厚，甚至还是超高规格的国葬。

雨果在法国享有的“至高荣誉”

1885年法国举办的雨果葬礼，是全法乃至全欧洲前所未有的恢弘葬礼。大可想象，在彼时很多法国人看来，显然只有这样做才配得上雨果该享有的“至高荣誉”。

雨果作为19世纪法国首屈一指的文化名人，生老病死早就为国人惦记与牵挂。于是，在他八十大寿时便出现了这样的场面：成千上万人在他家窗户下向他致敬。墙上挂满的花环上写着“致诗人、哲学家、人民事业的伟大裁判者”。雨果病重时，各家报纸先是及时告知读者“雨果病了”，随后逐日报道病情进展，雨果去世时，更是迅速以头版头条和大字标题宣布噩耗。时任总理第一时间就向议会提交了举行国葬的议案，而议会就此进行表决时，不出所料地近乎全票通过。葬礼由治丧委员会负责安排，很快就决定将把雨果灵柩放置在凯旋门下，从那里运往先贤祠。葬礼日期则被定在6月1日。

葬礼前一天，人们就把雨果灵柩运送到凯旋门下，放置在明显加高过的灵柩台上。披上黑纱的凯旋门的装饰系由著名设计师亲自负责，它被饰以刻上雨果作品名称的盾形纹章，侧面更悬挂着雨果相片。葬礼当天，5时起就有数以万计者会聚在凯旋门。11点葬礼开始。在演奏肖邦的《葬礼进行曲》后，多位政要登台致辞，其中有人很煽情地说道“我们出席的不是葬礼，而是加冕礼”。当军乐队吹响《马赛曲》《出征之歌》时，雨果灵柩被抬上一辆简易马车，然后从凯旋门运往先贤祠。运送过程中，沿街两旁簇拥着成千上万观众，“因国葬暂停营业”的商店比比皆是；所有旗帜降半旗。为此，当时法国文坛地位极高的莫里斯·巴雷斯动情地写道：“我们法国的人流，从早上6点钟开始流动，流向巨大的河边大道，一直涌到人行道、桌子边、梯子上、脚手架上，直至屋顶，这是怎样一种热情的积聚啊，它如同大自然当中最壮观的景象那样强大有力。”下午2点，灵柩被运到先贤祠的栅栏外面，那里有不少人凌晨起就开始等待。随着灵柩被放置在先贤祠门廊下的灵柩台上，又有不少人相继讲话。据目击者说，先贤祠前的人流一直持续到傍晚6点半，也即雨果遗体被安放到地下墓穴的时刻。这些情景，导致有人在《集合令报》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巴黎人的这个日子对于后人来说就像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传奇……今天，我们可以说，整个法兰西民族在一起为维克多·雨果送葬。这一盛典如此宏大，以至于我们的自豪感驱散了悲伤，哀悼亦与无上光荣成正比。他是本世纪唯一一位在刚刚去世时就能让高达200万敬重其才能的人会聚在他的灵柩周围，并通过其思想和作品凝聚一个民族特性的人。”

由上可见，雨果去世时，法国在让逝者尊享“至高荣誉”上做足了文章，以致于雨果研究权威、著名作家与史学家安德烈·莫洛亚会断言道：“一个国家把以往只赐给帝王和统帅的荣耀，送给了一位诗人，这在人类历史上可是头一回。”

从19世纪法国史看雨果何以获得如此殊荣

雨果一生几乎跨越整个19世纪，在各重要历史阶段都有过引人瞩目的表现，足以成为19世纪法国最理想的见证人与体现者。因此，梳理和探讨雨果人生轨迹，尤其是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的与时俱进，可有助于理解雨果何以获得“至高荣誉”。当然，也可对认识错综复杂、跌宕起伏的19世纪法国史有所裨益。

简单地说，雨果一生不妨以流亡为界标一分为三：流亡前、流亡中、流亡后。

流亡前（1802-1851）

此期先后经历的是拿破仑时代、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和第二共和国。如果说拿破仑时代的雨果尚年幼无知，还主要受保皇派思想强烈的母亲影响，那么复辟王朝时期的雨果就已呈现某些转变，从最初颇受当朝君主宠幸的正统派保皇分子转向自由派，甚至还转向主张君主立宪。这种转变的发生，起因无疑和查理十世专制统治有关，尤其是限制出版自由的法律和书报检查制度，因为它们让崇尚和追求“自由”，特别是至关重要表达自由的雨果实难认同。驱使他转向与此前待他不薄的复辟王朝分道扬镳，为此，雨果先是与曾为拿破仑麾下将军的父亲和解，继而创作颂扬拿破仑及其大军的诗篇。1830年，他更是公开称拿破仑为“世纪伟人”，写道：“本世纪有一个伟人和一件伟大事业；那就是拿破仑和自由。既然已经失去了伟人，那就让我们拥有自由。”当时，还有件事不妨一提。1829年，查理十世在雨果创作的浪漫主义戏剧《玛丽蓉·黛罗美》遭禁演时，打算赐予剧作者4000法郎的新年俸以示补偿，结果被雨果以这番话断然拒绝：“我只请求准许上演我的剧作，此外，别无他求。”至于很多人会津津乐道的《艾那尼》首演及其成功，如同维诺克在《自由的声音》中指出的那样，这件发生于1830年2月25日的文坛盛事，在巩固雨果法国浪漫主义领军人物地位同时，实际上也摇响了推翻复辟王朝的“光荣三日”启幕铃。

七月王朝建立后，雨果对之寄予厚望，成为君主立宪制度的支持者。而且，他也接连得到各种厚待：先是入选法兰西学院，继而获“法兰西世卿”称号，成为贵族院议员。与此同时，雨果来自稿酬等渠道的收入也颇为可观。其中，1831年《巴黎圣母院》的出版与成功，使雨果不仅在诗歌和戏剧，同时在小说领域也成为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然而，确属难能可贵的是，此期雨果虽富贵兼备、大可养尊处优，却不时表现出对当时法国生活艰辛的芸芸众生的关心乃至焦虑。1845年，雨果着手创作《苦难》，即后来的《悲惨世界》。正是这类写作，无疑也为雨果后来社会政治思想的更大转变埋下了伏笔。不过，直到1848年，雨果仍还游离于共和派外。这除了与他认为建立共和政体条件还不成熟有关，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一是他从小受到保皇派母亲熏陶，导致其血液里“流淌着法国西部保皇党人的血，它使我在欣赏共和国的同时，又要与之战斗”；二是他对1793年恐怖统治的恐惧和厌恶，认为当时的共和国是“血腥的恐怖共和国”。

1848年，既是近代欧洲史上引人瞩目的“革命之年”，也是雨果思想转变最大的一年。毋庸讳言，二月革命发生时，雨果仍对成立共和国时机是否成熟以及成立后能否长存心存疑虑，因而最初仍选择支持奥尔良公爵夫人摄政。共和国成立之初，虽然雨果后来自称，“1848年，当我目睹共和国猛然从君主政体的废墟上站起来的时候，我的心沸腾了。共和国的光辉照耀了整个欧洲。它把伟大的创举融入了伟大的思想”，但实际上仍纯属“不情愿的共和主义者”而已。可是，六月起义爆发以及卡芬雅克采取的镇压对雨果触动很大，导致他日益转向坚定的共和主义立场。同时，也正是出于对“六月屠夫”镇压行为的愤恨，雨果还转向支持路易·波拿巴竞选总统。为此，路易·波拿巴竞选过程中专门拜访过雨果，当选后也曾邀请雨果赴总统府出席宴会。不过，雨果却在目睹这位“亲王总统”的执政表现后，果断丢掉对其幻想，随即利用议员身份，在议会等各种场所致力于捍卫共和制度的斗争。在路易·波拿巴为延长统治悍然发动政变时，雨果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参与试图阻止政变的活动，直至被迫流亡国外。

流亡中（1851-1870）

雨果被迫流亡近20年，流亡路径大致如下：先是寄居比利时，但因在布鲁塞尔出版《小拿破仑》，在比利时当局施压下，被迫迁往英属诺曼底小岛泽西岛。正是在泽西岛居住期间，雨果发表了《惩罚集》。但不久后，雨果便因反对维多利亚女王与拿破仑三世交好的信件流出被驱逐出泽西岛，转而定居于根西岛。流亡过程中，雨果曾一再明确表示，要与“篡位者”对着干。当拿破仑三世宣布实行特赦时，雨果断然表示拒绝接受特赦，明言 “篡夺者在位一天，就在海外流亡一天”，甚至就此写下了著名诗篇《最后的话》。无疑，同样值得关注的是，雨果定居根西岛并发表《静观集》后，用《静观集》所得稿酬买下一栋宅邸，命名为“高城居”。接着，他又为帮助红颜知己朱丽叶·德鲁埃定居根西岛精心打造了“高城仙境”。正是在打造这两处居所以及在此生活期间，早以“文学全才”著称的雨果，在装饰艺术和绘画创作上都展现出令人赞叹的非凡才华。当然，此期雨果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在文学领域最终完成《悲惨世界》创作并在出版后大获成功，以及创作和发表《海上劳工》《笑面人》等小说。

流亡后（1870-1885）

此期雨果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得知帝国垮台后就立即启程回国，并在回到法国时受到“王者归来”般欢迎。巴黎被围期间，雨果一直坚守在巴黎，力图在提振民心上起些“定海神针”式的作用。1871年当选为国民议员后，雨果前往议会驻地波尔多履职，并在议会发言中公开反对割让阿尔萨斯、洛林，因对由君主派掌控的议会很多做法不满，雨果一个多月后就愤然辞职。巴黎公社期间，雨果原居住于布鲁塞尔，但因给公社社员提供庇护遭比利时当局驱逐。1872年，雨果创作了《九三年》《凶年集》等作品。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第三共和国初期“政体之争”中，雨果一直都在坚定捍卫共和制度。而且，1876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后，虽然他对巴黎公社不少做法很不以为然，却仍在参议院中挺身而出，大声呼吁赦免公社社员。

绝非偶然，1885年5月去世的雨果。最后一次公开活动是1884年11月29日前往巴托尔蒂工作室，观看雕塑家在制作的准备赠送到美国的自由女神像。这一举动颇具象征意义。它同时也令我不由得想到，雨果一生既有“与时俱进”的一面，实际上也有乃至更有“不忘初心”的一面，后者最为突出地体现在他始终都崇尚、追求与捍卫在自己眼里珍贵之极的自由权利。

以上，结合19世纪法国史，扼要梳理了雨果几乎跨越整个世纪的一生，希冀借此帮助大家理解雨果何以获得“至高荣誉”。就此，我还想在这里再简单强调两点：第一，在考察雨果在19世纪“与时俱进”又“不忘初心”一生时，需高度关注他身上突显的这四大特质：罕世全才，远见卓识，博大情怀，超凡勇气。第二，雨果获得“至高荣誉”，当然主要是他本人的卓绝伟大、实至名归使然。但同时也和共和派政府出于治国理政考量，力图仰赖乃至 “利用”雨果密不可分。

上述的第二点，也许有必要在此稍做补充与解释。

第三共和国初期，为让共和制落地生根，共和派人士展开了艰巨斗争才最终如愿。这一切，令共和派人士掌权后更清醒意识到：经历了大革命开启的一个世纪的动荡、冲突之后，法国亟待依托理性、民主，在寻求民族团结和精神统一上获得突破。共和国本身也需让自个更令人信服地与“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雨果去世之时，恰逢共和制度在法国最终确立不久，而雨果作为可视为第三共和国之前朝的第二帝国的最坚定的反对者、共和制的代言人乃至共和国理念的化身，加之这位素来“既富又贵”者历年还多有数不胜数的“亲民”举动，以及呼吁赦免巴黎公社社员，得以去世之际获得朝野一致认可，从而在增进第三共和国合法性、强化法兰西民族凝聚力、弥合受巴黎公社等影响被撕裂的法国社会等方面，可望发挥不容低估作用。唯其如此，人们在先贤祠雨果棺木前看其文字说明时就会不难理解，为何它强调的并不是雨果文学造诣高深全面，而是如何勇敢地与小拿破仑对着干，践行共和国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

此外，作为普法战争失败后建立的第三共和国，也亟须恢复法国一流强国地位。因而，在愈演愈烈的大国竞逐中，极有必要推出法国最重量级的文化伟人，用他与莎士比亚、歌德式人物抗衡。就此而言，雨果实属最为理想人选。

雨果为何依旧值得我们言说与敬重

法国在雨果去世之际，确实已在让他尊享“至高荣誉”上做足文章。但就此还可补充与强调的是，即便在此后一百多年里，法国人仍对雨果一直尊崇有加。这点上，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在1985年和2002年，当雨果逝世100周年和诞辰200周年到来时，法国两度设立“雨果年”，还专门成立“全国纪念委员会”。应当说，法国政府一般不轻易设立这类全国性纪念委员会。本人大致印象中，近半个世纪来，只有屈指可数的这几次：1989年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1999年迎接千禧年，以及 2014年纪念一次大战百年时有过。由同一个人两度享有此类“待遇”，更是唯独只有雨果。

今年是雨果逝世140周年。无疑，雨果至今仍可谓值得人们再次言说和致敬。之所以如此，与雨果跨越时空的伟大兼具特殊性与普世性有很大关系。简单地讲，特殊性在于常被贴上“后大革命”标签的19世纪的法国，尽管也有倒退起伏乃至腥风血雨，总体上毕竟还是在向更为自由民主、更加法制化方向演进。加之雨果又生逢法国文学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得以在自由与专制的博弈中更好凭借自身罕世全才、远见卓识、博大情怀与超凡勇气，为推动法国社会进步与良性运行发出独特强音。普世性体现在雨果完全符合国外某些学者得出的“文明人标准”，作品中的人道主义力量跨越时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倡导等等，在当今世界仍具深刻启示。进言之，雨果作为在中国读者中知名度最高的法国文豪之一，无论是出于加强中法文明交流互鉴还是其他许多方面考虑，都需要我们对这位在法国享有“至高荣誉”的伟人多加言说和致敬。